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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嫌弃的中国女孩群相

原标题:被嫌弃的中国女孩群相

文丨小咒 原创文章,转载请注明出处

每当我想到和青春有关的影像时刻,脑中总会浮现起法国电影《四百击》的结尾。

那是一个迷惘的男孩一路小跑的身影。

影片的名字源自一句法国谚语“Faire les quatre cents cuops”,意为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要受到四百下鞭笞,才能成为一个乖巧听话的人。

青春是人面临社会化的过程。

这部电影意味着,这个过程不仅绝不是无痛的,还得承受多达四百次的痛楚。

如果,简要描述你的青春时期,你会讲到些什么?

“开学那天,我遇到了班上最好看的女孩,那是第一回有心动的感觉;烈日炎炎的午后,我们逃出校门,在网吧的19寸一体机里漫游;傍晚放学时,我和外校生打架了,因为看对方不顺眼;回到家,我偷拿了爸的香烟,小心翼翼的吐出了第一口烟雾;夜里,我在黑暗中一边勾勒她的样子,一边偷偷的手淫…”

校服、单车、蓝天,迷惘而成群结队的少年,它们是青春电影中永恒的元素,千篇一律,却总能够唤起你的记忆。

少年时代的记忆,显然令人垂涎、却又有那么些雷同。

我们身处一个消费文化时代的漩涡中心,在这里,青春记忆被总结成了易于辨认的类型和程式,它们构建出一波波千篇一律、却永远座无虚席的青春电影。

最终,人们坐在大银幕前,在熟悉的事物之间再走一遭,消费着逝去青春的感伤。

等等,少年时代…以上说的都是影像中的少年。

问题是,少女们呢?

脑中开始浮现起“她们”:前排的女神,长发飘飘,据说是个绿茶婊;后座的女屌丝,戴着厚片眼镜,一直默默的暗恋我;同桌的太妹,经常和女孩打架抢男人,堕过胎。

这些女主角,哪个能让你产生共鸣?

每个小孩成长中所经历的那些四百击,那些彷徨和困境,也同样鞭挞在了这些少女身上。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你就是很难对“她们”感同身受。

你无法从“她们”身上找到些梦想和智商的痕迹,你无法理解“她们”的角色设定为何如此不可理喻、缺乏逻辑。再甚至,看过“她们”,你对“女人是可恨的”的印象更加肯定了。

当大叔大爷们看着《那些年》,感慨那男孩就是曾经的自己时,你再努力也无法把这些女孩想象成自己。

属于真实少女的生命经历到底去哪儿了呢?

想想这个问题,就会发现它是无解的。

如果那些被“生产”出来的年轻女孩形象会发声,她们会说些什么呢?她们该如何形容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存境遇?

小明

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

众所周知,《牯岭街》在中国的青春电影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

在这里,它的制作到底有多么牛逼,背后的时代背景到底有多么庞大,并不是本文所关心的事情。

本文关注的是,它究竟是如何美化男性中心意识的。

打群架的小男孩、排排坐的小男孩、胡混的小男孩。

拜杨德昌导演所赐,小明虽然只有初中二年级,但在这部电影中,这个小女孩的形象,足足背负了三个身份——“灰姑娘”、“盖娅”和“潘多拉”。

这三个身份,意味着三种男性中心话语对于女性的想象——“灰姑娘”指出身低微,纯真善良,亟待拯救的女性;“盖娅”指无私付出,对男性无条件给予关怀包容和拯救的女性;“潘多拉”则是指那些有着诱人魅力,会给男性带来灾祸的女性。

这三种想象的集合,就是男主角小四眼中的小明。

小四的形象代表了一众父权社会中的少年,他们在父母的压力,以及社会环境对于一个男孩的期待下,自小便怀着一种天真的英雄主义,想要改变世界,想要坚守“理想”。

电影对这一点的展现无不采用了美化的手法,例如,传说杀过人的混混头子不仅热爱《战争与和平》,甚至还有着一张俊美的脸蛋。

事实上,这种英雄主义不仅是单薄、未经考验、无价值的,甚至是非常危险的。

当这样的小四遇到了家境低微,生活窘迫的小明,他想拯救她,也希望从她身上得到救赎,另一方面,不按照他心意来的小明,像一个“坏女人”一样神秘莫测。

然而,事实是,小明拥有独特的生命经历,也有自己的思想。她从小经历了家庭破碎,流离失所,母亲卧病,担负着他人难以想象的重压。

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,有权在绝望的现实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路线。

以小明作为主体来看,这个选择无比正当。

维护自己正当的选择,意味着小明拒绝被小四投射这种天真的想象。

她不止一次的对小四说:“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,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。”

她没有想到,就这一句话,能够摧毁小四心中脆弱的“理想主义”,让对方举起手中的刀向她捅去。

在小四看来,小明是一个“泡不到”的女人,一个“拥有不羁欲望”的女人。

为了抚平他心中的愤恨与不解,他所能想到一个最快的办法,就是摧毁她作为主体选择的正当性与可能——毁了她。

而杨导演本人,对小四杀死小明这一情节曾评论道:“小明甚至也是杀死自己的凶手。”

不妨让我来翻译一下——“少年有英雄梦想,却被这个不听话的臭女人毁了,这个女人的死是自作自受。”

一个女孩出于自我意愿做出的选择,本应与任何人无关。

可小明却因此被小四夺去了生命,她的死,被杨导称为“杀死了自己”。

这论调是不是有几分熟悉?

诸如“末喜、妲己和褒姒导致了夏商周三代的灭亡”这样“红颜祸水”的观点,一直存在于中国从古至今的社会里。

如果你有兴趣,去看一看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,那些“贱人该死”“婊子无情”的只言片语,无不表达着类似的观点。

曾几何时,这些观众也是怀有“危险的英雄主义”的少年,也恨过不愿在他们面前“就范”的女性。

我一直认为《牯岭街》是一部仇女大作。

看完它的那个晚上,我写下了这些短评。

“中国女孩儿似乎永远是中国青春电影里的他者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群体,既绿茶,又短视,而且不要脸,引诱着“正义勇敢有理想”的男孩儿走向地狱。”

潇潇

《十七岁的单车》

当一部电影必须有一个女性角色,却懒得拿出一分笔墨来刻画她的时候,女演员是否足够漂亮就变得无比重要。

因为她没有背景,没有性格,只是一个为了实现剧情而糊弄了事的橡皮人,所有眼光,都只能集中在她的脸上。

这段话,用来说《十七岁的单车》中高圆圆饰演的潇潇,特别贴切。

《单车》讲了两个男孩和一辆自行车发生的故事。

小贵是外来务工人员,他好不容易在北京城找到了一个快递员的工作,被分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送货工具。

当工作越来越顺手时,车却丢了。倔强执拗的小贵苦苦地寻找着,最后在小坚家找到了这辆车子。

原来这辆自行车几经转手,在二手市场被小坚买了。

两人在几次撕扯和打斗过后,决定之后的日子一人骑一天。

这辆自行车的故事,也映照着两人窘迫和彷徨的青春。

那么,潇潇是谁呢?

这个女孩与小坚偶遇,渐渐喜欢上了他,后来又因为遇到了比小坚更强势的地痞,转而投向了地痞的怀抱。

羞答答的少女,长得漂亮,没有脑子。

看完全片,你不仔细注意的话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

这个面目苍白、情感单薄的角色,全然出自男性视角的臆想和拟定,只是一件为了表现小坚的彷徨青春而存在的工具。

潇潇和地痞在一起的画面,看上去十足蹩脚违和。

小坚和地痞之间,对于潇潇的争夺,脱离不了一种权力结构——一种专属于男性之间相互认可的关系。

当一个男性取得了其他男性的认同,他就成为了一个“男人”;拥有一个女人,是他证明自己强势的一种手段。

潇潇转而投向地痞的怀抱后,这种失去女朋友的缺失感,看似组成了小坚彷徨青春的一部分。

而事实上,这种焦虑源于小坚强势地位的失落。

在认同这一游戏规则的男性眼中,美丽的女性是对于强者的奖赏。

她们的真实感受是次要的,她们作为客体存在的唯一作用,是突显男性作为主体的权威性。

人们说,每个人都能从这部片中看到自己的年少岁月和青春回忆。

Excuse me? 作为女性观众,我们能看到什么?女性观众们的少女时代,彷徨和困境比你们少?

他们关注的只是少年的彷徨和困境。

少女不过是用来点缀他们青春的装饰品罢了。

马冬梅

《夏洛特烦恼》

《牯岭街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十七岁的单车》…

如果说九十年代前后的青春电影中,女性角色大多以“被男孩追”“被男孩调戏”的方式呈现,那么21世纪以来的青春片中,群众喜闻乐见的女性呈现模式则又加了一种——“女屌丝”。

没错,女孩也可以追男孩。

只不过,是以跪着趴着、低三下四的方式。

而且,要一辈子如此。

看看马冬梅的样子吧,简直比跪着趴着还难看。

18岁,怎么说好歹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,支撑基本生活的智商得有了。

可她,莫名其妙的爱上了一个人品差、脾气差、毫无出息的男孩,又莫名其妙的为这个男孩尊严扫地、付出一切,甚至出卖身体给地痞流氓,随后的整个人生,她都在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,供养这个男人。

这个角色不真实的程度,简直是天方夜谭级别的。

不真实也就算了。

马冬梅的追爱经历所传达出的价值取向,才是最令人恐慌的。

她的丈夫做了一场浮华梦之后,决心不再迷恋儿时苦苦追求的女神,今后的日子给妻子乖乖当“儿子”。

这个恶毒的谎言无疑在哄骗女性:如果你没有姣好的外貌和勾人的手段,获得他的青睐还有一种方法——一辈子为他而活,时刻准备着付出。

如果你做到这些,就有1%的可能像马冬梅一样撞大运,得到一个俯首帖耳的老公。

像马冬梅一样活着,你只有可能收获一个这样的老公哦。

即使这样的马冬梅不够漂亮,不够前凸后翘,她仍然是许多男性心目中的一个梦想——从一而终的好女人,随时随地为老公擦屁股,无条件的理解包容,无底线的任劳任怨。

看着周身闪耀着圣母光辉的马冬梅,我联想到了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一系列老片子。

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中,任劳任怨、纯真善良的乡下女孩招娣。

那个时代,歌颂贤妻良母正是影视作品中最热门的主题,从《芙蓉镇》《天云山传奇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到《渴望》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这些影片批量生产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“圣母”。

在这些有着巨大情感号召力的女主角身上,我们总是可以发现“贤妻”(妻职)以及“良母”(母职)功能的强化——她们为拯救苦难而生,温柔又善良,勤劳而朴实,为丈夫操劳不息,为子女无私奉献。

在90年代初红遍大江南北的剧集《渴望》中,有一个为家庭鞠躬尽瘁的女主角刘慧芳,她的故事赚得了许多人的眼泪。

后来的访谈中,饰演刘慧芳的演员张凯丽透露,出演角色的那段日子,她患上了难以治愈的抑郁症。

这些影视剧中令人感动落泪的贤妻良母,她们温柔的双手和怀抱,不仅在剧情中救赎了男人和家庭,更是给了当时的时代劫难过后、饱受精神创伤的人们以情感上的“安慰剂”。

贤妻良母形象,最早源自希腊神话中包容一切、哺育万物的“地母盖娅”。

这幅描绘地母宽广胸怀的画作名叫《拥抱世界的爱》,由弗里达?卡洛所作。

前有时代劫难,后有三千万剩男,“贤妻良母”们一直在前仆后继,发扬自我牺牲精神,为中国社会擦屁股。

今后,她们又将在影视文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?

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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